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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政府失误 未将宫内文物从皇室私产中分出来

发布人:网站编辑 发布时间:2016-09-03

  近日,一则“55岁大叔扮乾隆皇帝骗走深圳富婆4000万”的新闻,让国人大呼狗血——该男子声称自己是乾隆皇帝,吃了长生不老药,“掌握着大清皇家的大量资产”。另据媒体梳理,类似案件近年来层出不穷,各种“公主”、“格格”、“清室后裔”均声称自己手握巨额“皇族遗产”,以需要解冻为饵,先后成功诈骗他人。 若是对清亡之后,爱新觉罗皇室私产的去向稍有了解,或许就不会掉进这种低级的骗局之中了。

  清帝退位时,皇室所拥有的私产,规模确实极为庞大

  1912年2月9日,经南京临时政府、袁世凯及清廷皇室三方磋商,达成一份《清室优待条件》。其中规定:清帝退位后,1、皇帝尊号不废,中华民国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;2、岁用400万两(元),由中华民国拨付;3、暂居紫禁城,日后移居颐和园;4、宗庙陵寝奉祀不绝,由中华民国设卫兵保护;5、德宗(光绪)陵寝工程及奉安典礼照旧,费用由中华民国承担;6、宫内人员可继续留用,惟以后不可再招阉人;7、皇帝辞位之后,“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”;8、皇宫禁卫军归入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,员额俸饷如旧。

  略言之,1912年清帝退位之际,其主要私产包括:皇宫内藏物品(文物、银两、日用品)、热河行宫(今承德避暑山庄)内藏物品、盛京行宫(今沈阳故宫)内藏物品,颐和园以及数量不明的皇家庄田(内务府始终没有搞明白到底有多少皇家田庄,很多田庄被庄头私自卖掉,内务府也无可奈何)。

  宫内藏品中,最具价值的乃是数量浩繁的文物。这些文物,大部分是自民间搜刮而来,尤以乾隆时代之搜刮最为有力。仅以法帖名画为例——康熙年间,宫廷所藏法帖名画,主要来自臣工的贡献;宫廷鉴赏能力有限,高士奇等人甚至敢做出保留真迹、以赝品进贡之事。至乾隆时代,法帖名画渐渐聚集于可数的民间巨富之手,反给了乾隆搜尽民间法帖名画的便利。据美术史家、博物馆学家杨仁恺总结:乾隆往往可以只凭一道谕旨或少许代价,即可将海内收藏名家辛苦数代积累的藏品,收归 宫中,“总之,客观条件对弘历有利,加上他对书画的占有欲特别强烈,于是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一日,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,大都归于内府收有 了。……乾隆以后的书画积累明显下降,因为民间流传的名迹已先后集中于朝廷。……清内府的庋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,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 致到手,总数在万件以上。”如此,当不难想象皇宫藏品中文物之丰富及其文化价值之大。这些文物,理应属于全体国民而非爱新觉罗一姓。但在1912年, 因国际形势险恶(主要是俄日欲趁机渔利),南北双方都希望清室能够尽快和平退位,故在商定《清室优待条件》时,无暇将皇宫藏品中的文物从皇室私产中剥离出 来。

  很快,民国政府就发现这是一个重大失误。1912年12月,熊希龄出任热河督统,发现热河行宫内各种古物倒卖严重,遂呈请袁世凯,请求整理避暑山庄中之古物,将其运至北京,以一定的价格从清室手中买断,交博物馆收藏。袁批准此议。

  自1913年11月至1914年3月,民国政府共从热河行宫、盛京行宫,各运输古物11万余件至北京。但因为民国政府没有钱支付给清室,直到1916年9 月,国务总理段祺瑞在给总统黎元洪的呈文中,仍不得不承认:“文华武英各殿所陈列之古物,均系清室私产,共七十余万件,估价约五百余万元。本拟由政府备价 收归国有,徒以财政支绌,迄未实行。”

  既然民国政府承认这些陈列品仍属于皇室私产,清室也毫不客气,“东海珠制成手串”、“钻石宝剑二具”等诸多文物,先后被清室内务府取走。

  最糟糕的是清室为了筹措日常运转经费,常常变卖所藏文物,而且多流入外人之手。如1922年,溥仪曾拟将《四库全书》卖给日本,以筹措结婚经费。文化界对此虽愤慨万分,也只能徒唤奈何。

  1922年6月,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告终,对清室怀抱同情的总统徐世昌辞职。溥仪心存恐慌,开始筹划偷运宫中文物,溥仪选择的偷运方式名曰“赏溥杰”。据参与其事的溥佳(溥仪堂弟)披露,具体操作方式是这样的:从1922年起,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(大部分是宋版)和历朝名人字画(大部分是手卷),分批盗运出宫。这批书籍、字画为数很多,由宫内运出时,也费了相当的周折。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,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,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,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,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,然后再开一条子,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。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,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,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,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,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。这些书籍、字画,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(详细数字记不清了)……全部存在13号路166号楼内。

  1925年依据“溥仪赏单”等资料核对统计,溥仪此番总共偷运出历代书画手卷一千多件,册页、挂轴两百多种,宋元版珍贵图书两百余本。

  溥仪被逐离皇宫时, 带走的私产,主要是银两和日用品

  1924年11月,冯玉祥发动政变,曹锟辞去总统职务。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召开国务会议,决定修改《清室优待条件》,要求溥仪立即搬出皇宫。

  11月5日,溥仪被迫搬离紫禁城。宫内尚存的绝大部分关乎历史与文化的文物,被保留了下来。交由溥仪带走的主要是珠宝、银两、日用品等私产。其中银两一 项 共计十一万余两。除留下数颗篆刻有福禄寿喜字样的元宝以供展览之用外,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将余数全部交给了溥仪。但藏在溥仪行李内的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 和仇十洲《汉宫春晓图》被搜出并扣留了下来。敬懿、荣惠两太妃出宫时,她们在宫中所存银两三万五千三百两及衣服、用品、家具等,也都全准带走。

  1925年2月,溥仪逃往天津,定居于日租界。此时其所能依赖的财物,主要是之前以“赏溥杰”的形式秘密偷运出来的故宫珍宝。其中有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《曹娥碑》《二谢帖》,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等。

  伪满洲国覆灭, 溥仪沦为俘虏,皇室资产归零

  在天津期间,溥仪继续靠变卖文物维持日常开支。不过手笔已远不如在皇宫之日阔绰。据溥仪自己讲,1924年5月31日,内务府曾一次性与北京盐业银行做过 一笔金额高达80万元(银元)的交易,溥仪提供的抵押品包括共计重达11万余两的16个纯金钟,共计重达1万余两的皇太后、皇后金宝、金册、金宝箱等,珍 珠1900余颗,宝石180余块……这样规模的交易一年会有好几次。   天津七年,溥仪究竟卖掉了多少珍贵文物,已不得而知。1932年溥仪潜往东北时,手中仍有“法书名画1300件,约30箱;法书名画册页40件,共4 箱;书画挂轴31件,装1箱;宋元版书200部,装31箱;殿版书装3箱;大金库两个,内装皮匣两个,手提小金库30余个;皮货200件,装8箱。”至 1935年,这些文物始秘密运往长春伪满皇宫。

  1945年日军投降。溥仪从这70余箱书画中勉强带走了10余箱,在通化大栗子沟,曾用部分文物向当地百姓换取食物,搭乘飞机赴沈阳时,又因载重只选带了 两皮箱书画和珍宝;抵达沈阳机场后,被苏军俘虏。丢在长春的文物,遭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哄抢,很多传世名作被撕抢成数段乃至粉碎。被苏联收缴的两皮箱珍 宝,1949年后曾还给中国一部分,其中有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在苏联做囚徒期间,溥仪利用箱子的夹层、暖瓶、肥皂等,仍藏有小件宝物如珍珠、钻石等数百上千 颗。 以上,乃是大清灭亡后,爱新觉罗皇室的资产的变化过程。这一过程如此清晰,自是绝无可能存在什么“后裔”、“格格”仍手握藏宝图,拥有巨额“皇族遗产”之 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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